第12章
根据他二十五年来所做的深入研究,具有严重威胁性的生活事件,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因素。这些典型事件包括:失去很重要的人、失去了某种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自我的认知,最糟的是他们因此而感到屈辱或挫折。另外,忧郁症也会被一些正面的事情引发。像有了孩子、获得升迁或结婚,它们可能导致的忧郁和死亡或失落所引起的忧郁是一样的。
传统研究认为,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,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,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。不过最近十年,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,因为很明显地,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。耶鲁大学的罗素·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:“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,但却导致了精神病。”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。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。“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,”他告诉我:“任何情绪化的事,不管好的坏的,都会让我失去控制。我得事先准备。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,但还是去做了治疗。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婚礼到来时,我甚至下不了床。我伤心至极,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。”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。“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,”戈达德解释:“她后来知道,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,谢天谢地。”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,也很难谅解。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。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,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,如此一来,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,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。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。“你有问题?”有一次,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:“你吃百忧解看看,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。”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,不只是病人,也包括家人。凯·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:“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,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。”
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: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,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。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: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,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,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,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。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: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,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,但第二次发作,其关联就比较小,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,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。到了一定程度后,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,变得无规律可循。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,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。很显然,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。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,其次是失落。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,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,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,并减到最低的程度。“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”,布朗承认:“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,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。”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,我开始服用纳威尼,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,并有抗焦虑的效果,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。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,我想我没办法去,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。最后,父亲带着我去,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,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,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。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,但在这样的状态下,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,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。我知道,愈是想去做事,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,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。到达旧金山后,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。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,突然感到豁然开朗。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。其实那一连几天,我都和父亲在一起,但除了自己的事之外,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,就好像分开好几个月之后又遇上对方。上楼后,我们继续谈到很晚,要睡觉时,我几乎是处于狂喜状态。我吃了些房内小吧台上的巧克力,写了封信,读了几页随身携带的小说,还剪了指甲。我觉得已经万事俱备,我马上就可以康复了。
忧郁症的过程
第二天早上,我的状况虽不好,但也没有比前一天糟。父亲帮助我下床,打开淋浴的水龙头。他想办法让我进食,但我又害怕得连咀嚼都有困难。我想喝点牛奶,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。我被一阵阴郁的痛苦包围,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摔碎在地上那样。平时四分之一毫克的赞安诺就足够让我睡上十二个小时。可是那天,我服了八毫克却还不能镇定下来安静坐着。傍晚,我觉得好转,但并不明显。这就是崩溃后这个时期的状态:前进一步,倒退两步,前进两步,又退后一步——像华尔兹舞步一样。
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症状开始减轻。早上觉得愈来愈好,时间持续较久也较频繁。我很快能够自己吃东西了。实在很难解释自己当时那种软弱低能的状况,还不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我姨婆碧翠丝到九十八岁都还很硬朗。她很喜欢到外面去,如果天气允许,还能穿过好几条街,脸不红气不喘,虽然走路有点缓慢,但是她有的是时间。她还很注重仪表,九十九岁时每天起床后还梳妆打扮。她喜欢打几个小时的电话。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,偶尔还会外出用午餐。所以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,你能够正常地吃一顿午饭,就好像碧翠丝姨婆还有能力走几条街一样了不起——其难度大概相当于她在七十岁时跳一整夜的舞。
要克服崩溃并不容易,病情总是起伏不定。当我的症状刚刚有所改善,我就很不幸地对纳威尼起了累积性的逆向反应。服用三周之后,我开始变得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,走路走了几分钟后就必须躺下来。我无法控制,就好像无法克制呼吸的需求一样。我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书,不得不紧靠在讲台上。读到一半,我开始跳着段落读,希望至少能完成这件事。读完后,我坐下紧抓着椅子。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房间,我有时假装要去上厕所,马上找一个地方躺下。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校区附近散步——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帮助。走了几分钟后,我突然感到劳累。我强迫自己继续走,想着那天气和空气对我会有帮助,我之前已经在床上待了大概十五个小时。为了避免一口气睡十五个小时,我要减少赞安诺的药量,然而这又使我再度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。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焦虑,试想看看那种和平静相反的感受。那个时候,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平静都被夺走。
许多忧郁症会并发焦虑症状。治疗中将焦虑和忧郁两者分开来看是可行的,但就像南卡罗莱那医疗学院的一位顶尖的焦虑症专家詹姆斯·柏林格所说的:“两者是孪生兄弟。”乔治·布朗则扼要地说:“忧郁是对过去失落的反应,焦虑是对未来失落的反应。”托马斯·阿奎那(中世纪神学家)曾提出,恐惧之于悲伤,就如同希望之于愉悦,或者,换句话说,焦虑是忧郁的前兆。忧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,而焦虑使我觉得异常沮丧,我因而了解到,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。焦虑并非偏执,焦虑症患者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的评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,不同的是,对于评估后的感受大不相同。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。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,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(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)。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,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,也更难复原。“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,”柏林格说:“就算是汉尼拔(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中的食人博士)也会屈服。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,蜷曲在床上。”
“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。”柏林格说。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,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。“事实上,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,”柏林格说:“治愈后,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。”比如说,对大部分的人来说,即使没有焦虑症,走在拥挤的人群里,多少都会有些压力,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,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。像过桥的时候,我们都会忧虑——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?安全吗?——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,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,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。
至于我的焦虑程度,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,我们走着走着,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。我全身穿戴整齐,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。“起来,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。”她说。我感觉全身瘫软。“就让我在这里,”我说,然后开始哭了起来。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,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,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。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。我知道这是场灾难,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。希薇雅·普拉斯在她的小说《钟形瓶》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:“我无法有任何反应。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,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,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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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研究认为,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,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,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。不过最近十年,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,因为很明显地,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。耶鲁大学的罗素·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:“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,但却导致了精神病。”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。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。“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,”他告诉我:“任何情绪化的事,不管好的坏的,都会让我失去控制。我得事先准备。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,但还是去做了治疗。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婚礼到来时,我甚至下不了床。我伤心至极,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。”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。“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,”戈达德解释:“她后来知道,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,谢天谢地。”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,也很难谅解。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。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,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,如此一来,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,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。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。“你有问题?”有一次,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:“你吃百忧解看看,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。”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,不只是病人,也包括家人。凯·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:“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,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。”
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: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,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。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: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,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,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,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。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: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,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,但第二次发作,其关联就比较小,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,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。到了一定程度后,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,变得无规律可循。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,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。很显然,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。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,其次是失落。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,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,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,并减到最低的程度。“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”,布朗承认:“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,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。”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,我开始服用纳威尼,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,并有抗焦虑的效果,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。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,我想我没办法去,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。最后,父亲带着我去,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,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,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。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,但在这样的状态下,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,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。我知道,愈是想去做事,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,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。到达旧金山后,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。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,突然感到豁然开朗。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。其实那一连几天,我都和父亲在一起,但除了自己的事之外,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,就好像分开好几个月之后又遇上对方。上楼后,我们继续谈到很晚,要睡觉时,我几乎是处于狂喜状态。我吃了些房内小吧台上的巧克力,写了封信,读了几页随身携带的小说,还剪了指甲。我觉得已经万事俱备,我马上就可以康复了。
忧郁症的过程
第二天早上,我的状况虽不好,但也没有比前一天糟。父亲帮助我下床,打开淋浴的水龙头。他想办法让我进食,但我又害怕得连咀嚼都有困难。我想喝点牛奶,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。我被一阵阴郁的痛苦包围,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摔碎在地上那样。平时四分之一毫克的赞安诺就足够让我睡上十二个小时。可是那天,我服了八毫克却还不能镇定下来安静坐着。傍晚,我觉得好转,但并不明显。这就是崩溃后这个时期的状态:前进一步,倒退两步,前进两步,又退后一步——像华尔兹舞步一样。
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症状开始减轻。早上觉得愈来愈好,时间持续较久也较频繁。我很快能够自己吃东西了。实在很难解释自己当时那种软弱低能的状况,还不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我姨婆碧翠丝到九十八岁都还很硬朗。她很喜欢到外面去,如果天气允许,还能穿过好几条街,脸不红气不喘,虽然走路有点缓慢,但是她有的是时间。她还很注重仪表,九十九岁时每天起床后还梳妆打扮。她喜欢打几个小时的电话。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,偶尔还会外出用午餐。所以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,你能够正常地吃一顿午饭,就好像碧翠丝姨婆还有能力走几条街一样了不起——其难度大概相当于她在七十岁时跳一整夜的舞。
要克服崩溃并不容易,病情总是起伏不定。当我的症状刚刚有所改善,我就很不幸地对纳威尼起了累积性的逆向反应。服用三周之后,我开始变得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,走路走了几分钟后就必须躺下来。我无法控制,就好像无法克制呼吸的需求一样。我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书,不得不紧靠在讲台上。读到一半,我开始跳着段落读,希望至少能完成这件事。读完后,我坐下紧抓着椅子。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房间,我有时假装要去上厕所,马上找一个地方躺下。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校区附近散步——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帮助。走了几分钟后,我突然感到劳累。我强迫自己继续走,想着那天气和空气对我会有帮助,我之前已经在床上待了大概十五个小时。为了避免一口气睡十五个小时,我要减少赞安诺的药量,然而这又使我再度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。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焦虑,试想看看那种和平静相反的感受。那个时候,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平静都被夺走。
许多忧郁症会并发焦虑症状。治疗中将焦虑和忧郁两者分开来看是可行的,但就像南卡罗莱那医疗学院的一位顶尖的焦虑症专家詹姆斯·柏林格所说的:“两者是孪生兄弟。”乔治·布朗则扼要地说:“忧郁是对过去失落的反应,焦虑是对未来失落的反应。”托马斯·阿奎那(中世纪神学家)曾提出,恐惧之于悲伤,就如同希望之于愉悦,或者,换句话说,焦虑是忧郁的前兆。忧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,而焦虑使我觉得异常沮丧,我因而了解到,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。焦虑并非偏执,焦虑症患者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的评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,不同的是,对于评估后的感受大不相同。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。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,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(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)。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,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,也更难复原。“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,”柏林格说:“就算是汉尼拔(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中的食人博士)也会屈服。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,蜷曲在床上。”
“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。”柏林格说。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,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。“事实上,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,”柏林格说:“治愈后,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。”比如说,对大部分的人来说,即使没有焦虑症,走在拥挤的人群里,多少都会有些压力,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,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。像过桥的时候,我们都会忧虑——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?安全吗?——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,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,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。
至于我的焦虑程度,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,我们走着走着,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。我全身穿戴整齐,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。“起来,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。”她说。我感觉全身瘫软。“就让我在这里,”我说,然后开始哭了起来。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,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,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。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。我知道这是场灾难,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。希薇雅·普拉斯在她的小说《钟形瓶》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:“我无法有任何反应。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,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,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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