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
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,“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”和“在缝伤口之前,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”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,这令我无法接受。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,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。在急诊室里,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。我向他们求救,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。
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,苦不堪言。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,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,却使精神创伤发作,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。当然,疼痛持续愈久,我就愈精疲力竭;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,情况就愈严重。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。的确,在那间急诊室里,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,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?
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,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,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。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,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,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。树枝和藤蔓的“故事”再度发生。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,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,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,之后就没事了。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,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,并挖出它的根。这种情况下,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。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,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,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,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。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,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。在这个国家里,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,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,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(身体的或心理的)都毫不重视。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,我再度崩溃。前几次的发作,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,但没有这次严重。我一直哭,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,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。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,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。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,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。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,比如说,想要拿起电话筒,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。而且,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,而是两只,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,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,让我想缩回床上去。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,但偏执却取而代之:我开始害怕,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,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。
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。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。第二次之后,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,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。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持续四年每天服药。现在,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、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,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。这又该如何是好呢?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,服药之后情况好转。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,再次崩溃,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——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,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。看样子,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——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。如果是这样,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。在我的内心,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,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,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。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,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。
我的第三次崩溃
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,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,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。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,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。有几个新婚的好友,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,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,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,讲故事给我听,照料我的饮食起居,减轻我的寂寞——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。在我最低潮时,弟弟从加州飞来,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。父亲也继续照顾我。以下更是我所知的,能够拯救我的一切:快速行动、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、清楚地了解你的行为模式、规律的睡眠,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,都要立即缓解压力、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。
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,告知我的情况很糟,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。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。“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,”我说:“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,并在等X光报告。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?”我服用了赞安诺,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,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,情况会更糟,我会有大麻烦。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,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。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,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、被摧毁的城市,只得屈服,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。
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,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。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,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。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——“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,没有理由现在停用。”他帮我加了金菩萨,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。他加重速悦的剂量,因为他说,若非必要,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。速悦曾经有效果,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。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,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,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。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。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,加加减减,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,以此建构一个“真实”的我,也许那是以前的我,也许有些不同。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,我都非常了解,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(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,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: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)。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“意外”而已。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:他主张坚持到底,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。
开始服用金菩萨那天晚上,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维吉尼亚·伍尔芙的讲座。我爱维吉尼亚·伍尔芙,演说关于她的事并朗读她著作中的片段对我而言,就宛如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演说,然后自在地把它吃了。这场演说的地点在朋友家,听众都是亲朋好友,大约五十来人。因我的要求,它是公益性的。在平易近人的环境中,应该有趣而且轻松的,我对大家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也会感到很自在:在我情绪正常的时候,我很愿享受这种生活。也许有人预料这场讲座会刺激我,不过实情却是我已歇斯底里到这场演说对我已经无足轻重,因为一旦烦躁起来,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。我到场之后,礼貌性地在酒会时间和其他人聊了聊,然后拿出我的笔记站了起来,我发现自己当时异常平静,就好像只是在晚餐的餐桌上随意发言似的,并且出神地看着我自己有条有理地根据记忆和笔记讲述伍尔芙。
演说完毕后,我和一群朋友前往事先安排好的餐厅用晚餐。当晚因为人很多,因此还是不得不努力集中精神以维持优雅良好的表现——亲切的环境本应该令人愉悦。然而我却感到怪异的僵硬,喘不过气来,好像身边的空气都凝结了,人们的说话声都好像是穿过空气的重重障碍才能传过来,那受到阻滞的声音使我很难听出他们在说什么。我必须用很大力气才能举起叉子。我点了鲑鱼,并意识到我诡异的状态又出现了。我有些懊恼,却完全不知所措。无论你认识多少也曾服用过百忧解的人,或者你知道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忧郁而感到松一口气,但那个时候还是倍感艰难。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,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,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。整个晚餐,我都在喃喃自语,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:“真是抱歉,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,但你了解,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。”也许我早已经讲过,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,而且都试着安慰我。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,或者我说:“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,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,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,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。你的沙拉好吃吗?”换句话说,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,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。
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,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,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。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,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,必须全神贯注,但你走神了一小会,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。我那时就是这样,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。突然间逻辑消失了,我搞不清楚状况。有人谈到中国,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。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,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,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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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,苦不堪言。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,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,却使精神创伤发作,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。当然,疼痛持续愈久,我就愈精疲力竭;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,情况就愈严重。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。的确,在那间急诊室里,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,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?
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,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,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。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,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,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。树枝和藤蔓的“故事”再度发生。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,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,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,之后就没事了。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,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,并挖出它的根。这种情况下,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。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,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,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,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。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,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。在这个国家里,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,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,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(身体的或心理的)都毫不重视。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,我再度崩溃。前几次的发作,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,但没有这次严重。我一直哭,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,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。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,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。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,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。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,比如说,想要拿起电话筒,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。而且,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,而是两只,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,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,让我想缩回床上去。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,但偏执却取而代之:我开始害怕,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,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。
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。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。第二次之后,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,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。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持续四年每天服药。现在,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、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,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。这又该如何是好呢?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,服药之后情况好转。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,再次崩溃,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——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,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。看样子,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——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。如果是这样,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。在我的内心,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,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,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。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,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。
我的第三次崩溃
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,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,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。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,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。有几个新婚的好友,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,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,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,讲故事给我听,照料我的饮食起居,减轻我的寂寞——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。在我最低潮时,弟弟从加州飞来,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。父亲也继续照顾我。以下更是我所知的,能够拯救我的一切:快速行动、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、清楚地了解你的行为模式、规律的睡眠,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,都要立即缓解压力、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。
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,告知我的情况很糟,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。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。“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,”我说:“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,并在等X光报告。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?”我服用了赞安诺,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,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,情况会更糟,我会有大麻烦。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,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。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,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、被摧毁的城市,只得屈服,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。
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,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。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,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。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——“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,没有理由现在停用。”他帮我加了金菩萨,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。他加重速悦的剂量,因为他说,若非必要,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。速悦曾经有效果,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。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,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,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。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。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,加加减减,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,以此建构一个“真实”的我,也许那是以前的我,也许有些不同。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,我都非常了解,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(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,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: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)。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“意外”而已。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:他主张坚持到底,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。
开始服用金菩萨那天晚上,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维吉尼亚·伍尔芙的讲座。我爱维吉尼亚·伍尔芙,演说关于她的事并朗读她著作中的片段对我而言,就宛如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演说,然后自在地把它吃了。这场演说的地点在朋友家,听众都是亲朋好友,大约五十来人。因我的要求,它是公益性的。在平易近人的环境中,应该有趣而且轻松的,我对大家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也会感到很自在:在我情绪正常的时候,我很愿享受这种生活。也许有人预料这场讲座会刺激我,不过实情却是我已歇斯底里到这场演说对我已经无足轻重,因为一旦烦躁起来,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。我到场之后,礼貌性地在酒会时间和其他人聊了聊,然后拿出我的笔记站了起来,我发现自己当时异常平静,就好像只是在晚餐的餐桌上随意发言似的,并且出神地看着我自己有条有理地根据记忆和笔记讲述伍尔芙。
演说完毕后,我和一群朋友前往事先安排好的餐厅用晚餐。当晚因为人很多,因此还是不得不努力集中精神以维持优雅良好的表现——亲切的环境本应该令人愉悦。然而我却感到怪异的僵硬,喘不过气来,好像身边的空气都凝结了,人们的说话声都好像是穿过空气的重重障碍才能传过来,那受到阻滞的声音使我很难听出他们在说什么。我必须用很大力气才能举起叉子。我点了鲑鱼,并意识到我诡异的状态又出现了。我有些懊恼,却完全不知所措。无论你认识多少也曾服用过百忧解的人,或者你知道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忧郁而感到松一口气,但那个时候还是倍感艰难。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,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,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。整个晚餐,我都在喃喃自语,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:“真是抱歉,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,但你了解,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。”也许我早已经讲过,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,而且都试着安慰我。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,或者我说:“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,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,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,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。你的沙拉好吃吗?”换句话说,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,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。
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,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,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。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,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,必须全神贯注,但你走神了一小会,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。我那时就是这样,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。突然间逻辑消失了,我搞不清楚状况。有人谈到中国,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。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,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,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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