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
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,她依然重复说着:“那是娇拉汀。”她母亲帮她换下沾到酱汁的衣服,扶她上床,然后坐在旁边抚摸她的手。这场会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。
后来我知道,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,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、僵硬、说不出话、极度焦虑的原因。当天晚上,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——“我的灵魂、我爱的那个我,失去了所有的色彩,我只是个行尸走肉”。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。圣诞节之后,她开始恢复了,情形开始好转,2000年3月,她又再度发作。“我好害怕,”她写信告诉我:“又觉得好丢脸。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,这实在很可怜。”六个月后,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。“我无法重拾人生,”她对我说:“我真害怕焦虑发作——今天我离家去上班,在自己的车上吐了。我回家换衣服,好进办公室,所以迟到了,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,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。医生要我服用烦宁,但那会让我昏倒。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,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,情绪大起大落,经受可怕的失忆。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?”
回忆的真相
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?是啊,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?但到最后,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。这也许是进步。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,像亡者的声音,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。当悲伤的时候,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,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: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,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;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,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;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,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,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,珊蒂两年后过世了;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蒂,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;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、我婶婶桃乐丝,以及其他过世的人。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。每到夜晚,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,一觉醒来,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,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,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,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。而且,如果我想念他们,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,那么,我应该知道,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,在生命中。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,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,那是一种忧郁吗?或者,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,只是生命的一部分?
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,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。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、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,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。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,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,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——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,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: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。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。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,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想到过去的痛苦,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,但对我来说,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。但是过去的欢乐,却在时时提醒你,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,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: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。我对回忆的残屑说:别让我想起什么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,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。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,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。
第三章治疗
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
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;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,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。
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、更适合、更理智的地方。
“学习培养快乐”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。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。
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:一、谈话治疗——与治疗师交谈;二、生理治疗——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。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,但却是必要的,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,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。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,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,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,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。整体治疗的生理-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。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。现在去看病的时候,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(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),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,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,但实际上却是胡扯。匹兹堡大学的艾伦·弗兰克曾说:“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,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。”要注意的是,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,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——比如睡眠脑波图——是一样的。
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,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,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。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,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。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:“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,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,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、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。”威廉·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,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,他说:“精神科医生,现在已不再愚蠢,而是变成无知。”——以前忽视生理,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;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,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。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。我们倾向于,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,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;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,就不是你的责任,你不必尽任何努力。实际上,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,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。只有愿意自救的人,百忧解才能救他。给自己太大压力,会使病情恶化,但若真的想好起来,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。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。不必责怪自己,但也不能放任自己。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·麦金尼斯提到:“意志、情绪和认知,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,好像是生理的节奏。你的情绪可以影响、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。”
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——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,又源于教堂的告解。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,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。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——一般来说,每周要四至五小时——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。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,但是,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,仍是十分先进的。用鲁曼的话来说,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“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,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,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”。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,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,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: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,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。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,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。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——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“潜意识”或“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”—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。
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,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。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,那么,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。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,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。无论如何,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,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不为人知的过去,若不经过仔细检视,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,而心理分析的过程,总是能发现些什么。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,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。长久以来,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。这种方法依然有用,“写下来,”——维吉尼亚·伍尔芙在《这些年来》中说:“痛苦就会远去。”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。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,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,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。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,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。然而,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,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,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。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,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,改变自己的行为,改善生活品质。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,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,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。
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。“谁会管动机和来由?”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,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·克莱因说:“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,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。但重点是,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。”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,治疗是对的,是医药救了我们,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·海曼说:“像冠状动脉疾病,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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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知道,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,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、僵硬、说不出话、极度焦虑的原因。当天晚上,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——“我的灵魂、我爱的那个我,失去了所有的色彩,我只是个行尸走肉”。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。圣诞节之后,她开始恢复了,情形开始好转,2000年3月,她又再度发作。“我好害怕,”她写信告诉我:“又觉得好丢脸。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,这实在很可怜。”六个月后,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。“我无法重拾人生,”她对我说:“我真害怕焦虑发作——今天我离家去上班,在自己的车上吐了。我回家换衣服,好进办公室,所以迟到了,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,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。医生要我服用烦宁,但那会让我昏倒。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,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,情绪大起大落,经受可怕的失忆。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?”
回忆的真相
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?是啊,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?但到最后,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。这也许是进步。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,像亡者的声音,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。当悲伤的时候,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,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: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,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;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,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;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,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,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,珊蒂两年后过世了;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蒂,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;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、我婶婶桃乐丝,以及其他过世的人。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。每到夜晚,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,一觉醒来,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,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,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,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。而且,如果我想念他们,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,那么,我应该知道,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,在生命中。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,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,那是一种忧郁吗?或者,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,只是生命的一部分?
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,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。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、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,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。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,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,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——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,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: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。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。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,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想到过去的痛苦,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,但对我来说,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。但是过去的欢乐,却在时时提醒你,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,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: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。我对回忆的残屑说:别让我想起什么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,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。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,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。
第三章治疗
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
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;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,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。
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、更适合、更理智的地方。
“学习培养快乐”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。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。
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:一、谈话治疗——与治疗师交谈;二、生理治疗——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。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,但却是必要的,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,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。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,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,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,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。整体治疗的生理-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。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。现在去看病的时候,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(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),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,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,但实际上却是胡扯。匹兹堡大学的艾伦·弗兰克曾说:“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,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。”要注意的是,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,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——比如睡眠脑波图——是一样的。
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,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,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。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,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。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:“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,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,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、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。”威廉·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,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,他说:“精神科医生,现在已不再愚蠢,而是变成无知。”——以前忽视生理,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;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,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。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。我们倾向于,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,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;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,就不是你的责任,你不必尽任何努力。实际上,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,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。只有愿意自救的人,百忧解才能救他。给自己太大压力,会使病情恶化,但若真的想好起来,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。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。不必责怪自己,但也不能放任自己。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·麦金尼斯提到:“意志、情绪和认知,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,好像是生理的节奏。你的情绪可以影响、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。”
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——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,又源于教堂的告解。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,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。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——一般来说,每周要四至五小时——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。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,但是,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,仍是十分先进的。用鲁曼的话来说,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“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,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,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”。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,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,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: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,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。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,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。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——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“潜意识”或“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”—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。
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,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。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,那么,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。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,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。无论如何,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,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不为人知的过去,若不经过仔细检视,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,而心理分析的过程,总是能发现些什么。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,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。长久以来,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。这种方法依然有用,“写下来,”——维吉尼亚·伍尔芙在《这些年来》中说:“痛苦就会远去。”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。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,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,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。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,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。然而,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,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,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。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,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,改变自己的行为,改善生活品质。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,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,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。
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。“谁会管动机和来由?”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,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·克莱因说:“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,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。但重点是,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。”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,治疗是对的,是医药救了我们,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·海曼说:“像冠状动脉疾病,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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