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
我荒唐地测试一根梁木是否足够坚固,以便用来挂绳索。我还考虑到时机:什么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,什么时候可以顺利地把事情搞定。若在这种心情下开车,我会直接想到悬崖,但又考虑到安全气囊和可能会伤到别人,而且对我来说,这些方法都太麻烦了。这些想象都栩栩如生,十分痛苦,但到目前为止,也只是想象而已。我曾有过可称之为“拟自杀”的鲁莽举动,而且时常想要死;我在低落时,常把想象自杀当成玩耍,就像心情好时会想着要去学钢琴一样;但这些想象从未脱离我的控制,或转为实际的行动。我曾有不想活的念头,但没有寻死的冲动。
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,可以想象,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,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,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。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,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,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。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,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,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,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、挥之不去的。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,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——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,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。危机出现时,我鲁莽地挺身涉险。我乐意尝试毒药,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。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,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,他告诉我说,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,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。我不打算跟他争辩,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,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。
1997年春天,我第一次跳伞,那是在亚利桑那州。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,若是我死于跳伞,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。不过——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——那种感觉不像求死,反而是求生的冲动。我之所以玩跳伞,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。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,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。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,我不想死,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,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。在那之后,我跳了好几次伞。长久以来,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,跳过伞后,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。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,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,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,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。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。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,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,以及美丽与速度。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。伞蓬一开,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,我飘起来,远离地球,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,带我飞向太阳。然后我又继续坠落,落得很慢,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。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。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,即使是从天而坠,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,是多么令人喜悦。
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,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。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,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,然后跳出窗外,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。“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,到最后,他们没法再活下去,”我妈妈说:“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,好好地活着。”不知为什么,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。
高二的时候,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。他在车里被发现,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。警察合上了圣经,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。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。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,所以,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,对当时的我来说,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,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。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,而在我的心灵里,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。
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,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。我不认识她,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,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。大学毕业后几年,有位熟人自杀了。他喝了一瓶伏特加,割了腕,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,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,跳了下来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。他是个天性活泼、聪明又帅气的人,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。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,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,每次我发表了什么,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。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,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。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,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,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。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,除此之外,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。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,事实上,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。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?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,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。到底是为什么?在此事件之前,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,虽然不甚完整。
自杀需要理由吗?
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。“这些念头涌上来,”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·安德森写道:“为什么非得要有‘理由’?”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,寻找线索、原因和解释,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。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,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。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(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)一样,又长又令人痛心。在自杀发生前,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:被丈夫羞辱、被情人抛弃、受了严重的伤、爱人死于重病、破产、车子被撞毁。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,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。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。如果有人自杀了,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,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。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,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。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。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,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。两者界线并不明确。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?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?又是到了什么地步,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?自杀可明确地说是(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)“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”,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,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?高危险的行为(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、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、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)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。自杀企图的程度,从产生意识、认真思虑、慎重考虑、确定目标,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。“自杀行为过程中,”凯·杰米森说:“是一直摇摆不定的。”阿瓦雷斯写道:“自杀的理由,大多是随便讲讲。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,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,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。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。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,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,迂回、矛盾、错综复杂,多半隐而未见。”“报纸上常谈到‘属于个人的忧愁’和‘无药可救的病痛’,”卡谬写道:“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。但我们要知道,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,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。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。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。”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,描述了人生的无常:“背叛行为、致命的病痛、意外或残疾,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,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,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,或者……我还能说什么?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。”
1952年,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,试着提出实用的(而非理论的)自杀思想架构。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、失控、自我形象受到重创、忧愁和愤怒的结果。“几乎可以说,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,这出戏会自行思考。这使我们了解到,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,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,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。”凯·杰米森感叹着“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”时,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。
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,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,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,但实际上,我一无所知。一位十九岁的朋友,克莉西·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,她在安多佛中学(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)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。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,因被逮到偷喝酒(他十七岁)而遭撤换。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,就了结了自己。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,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,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。“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,”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:“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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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,可以想象,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,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,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。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,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,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。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,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,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,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、挥之不去的。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,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——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,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。危机出现时,我鲁莽地挺身涉险。我乐意尝试毒药,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。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,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,他告诉我说,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,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。我不打算跟他争辩,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,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。
1997年春天,我第一次跳伞,那是在亚利桑那州。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,若是我死于跳伞,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。不过——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——那种感觉不像求死,反而是求生的冲动。我之所以玩跳伞,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。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,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。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,我不想死,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,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。在那之后,我跳了好几次伞。长久以来,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,跳过伞后,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。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,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,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,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。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。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,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,以及美丽与速度。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。伞蓬一开,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,我飘起来,远离地球,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,带我飞向太阳。然后我又继续坠落,落得很慢,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。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。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,即使是从天而坠,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,是多么令人喜悦。
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,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。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,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,然后跳出窗外,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。“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,到最后,他们没法再活下去,”我妈妈说:“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,好好地活着。”不知为什么,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。
高二的时候,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。他在车里被发现,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。警察合上了圣经,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。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。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,所以,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,对当时的我来说,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,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。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,而在我的心灵里,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。
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,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。我不认识她,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,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。大学毕业后几年,有位熟人自杀了。他喝了一瓶伏特加,割了腕,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,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,跳了下来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。他是个天性活泼、聪明又帅气的人,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。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,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,每次我发表了什么,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。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,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。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,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,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。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,除此之外,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。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,事实上,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。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?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,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。到底是为什么?在此事件之前,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,虽然不甚完整。
自杀需要理由吗?
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。“这些念头涌上来,”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·安德森写道:“为什么非得要有‘理由’?”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,寻找线索、原因和解释,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。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,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。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(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)一样,又长又令人痛心。在自杀发生前,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:被丈夫羞辱、被情人抛弃、受了严重的伤、爱人死于重病、破产、车子被撞毁。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,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。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。如果有人自杀了,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,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。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,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。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。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,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。两者界线并不明确。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?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?又是到了什么地步,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?自杀可明确地说是(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)“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”,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,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?高危险的行为(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、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、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)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。自杀企图的程度,从产生意识、认真思虑、慎重考虑、确定目标,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。“自杀行为过程中,”凯·杰米森说:“是一直摇摆不定的。”阿瓦雷斯写道:“自杀的理由,大多是随便讲讲。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,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,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。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。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,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,迂回、矛盾、错综复杂,多半隐而未见。”“报纸上常谈到‘属于个人的忧愁’和‘无药可救的病痛’,”卡谬写道:“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。但我们要知道,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,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。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。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。”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,描述了人生的无常:“背叛行为、致命的病痛、意外或残疾,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,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,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,或者……我还能说什么?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。”
1952年,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,试着提出实用的(而非理论的)自杀思想架构。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、失控、自我形象受到重创、忧愁和愤怒的结果。“几乎可以说,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,这出戏会自行思考。这使我们了解到,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,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,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。”凯·杰米森感叹着“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”时,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。
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,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,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,但实际上,我一无所知。一位十九岁的朋友,克莉西·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,她在安多佛中学(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)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。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,因被逮到偷喝酒(他十七岁)而遭撤换。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,就了结了自己。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,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,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。“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,”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:“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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