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
这些人与社会隔绝,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,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,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。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——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,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——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。“理智”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,基本上,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;“理智”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。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。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,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,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。在十八世纪,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。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,连布莱克(英国诗人)都要叹道:“鬼魂属于非法。”
在各种精神障碍中,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,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。肮脏、卑下、折磨和悲惨,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。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,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,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,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,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,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。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,而且“要治疗失常者,‘手法’和医术一样重要。”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,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。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,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。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,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,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。
较轻微的忧郁症者,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。鲍斯韦尔(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)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,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。在他之后,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。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。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:“在这封信里,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。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、最苦恼的地步。我沮丧透了。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,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。你相信吗?我疯狂地满街走,号啕大哭,泪流满面,从我内心发出呻吟。哦!老天爷!我怎么受得了!哦!我的朋友,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。我该怎么办?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。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,都那么枯燥乏味。”当年的不久,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:“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。我觉得自己老了,悲惨又凄凉。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,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: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、愁苦。”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,虽然写得很简略,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,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。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:“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,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。你回到家祈祷……”几天后:“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,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。你感到疑惑、不确定,瘫软下来,说想要上床,勉强读着希腊文学……”
科学时代的来临
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)的生活,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,事实上,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。约翰逊说伯顿写的《忧郁的剖析》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——“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。”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,害怕浪费时间,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,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,“我总是希望能抗拒‘黑狗’,”约翰逊写道:“在驱赶它的时候,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。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,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,从早到晚,它都在吠叫着。”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(十七世纪英国诗人)的诗句对约翰逊说:“忧郁,和‘大智慧’一样,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。但依我来看,二者大大不同。”
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,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。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:“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,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。”接下来的一年,他发生严重的崩溃,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。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,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:“我,遭天谴,封于血肉之坟/葬于土地之上。”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,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。事实上,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,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。1780年,他在写给约翰·纽曼的信上说:“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,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。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,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。”杨格(十八世纪英国诗人),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“藏于内心的陌生人”,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:“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!不过/更为悲惨的是,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!”斯摩莱特(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)写道:“过去十四年来,我内心中有座医院,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。”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。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:“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,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。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。”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:“告诉我,烦人的生活,为什么我依然怕死。”
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,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。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,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,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。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,并发现“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,就我所知,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。”布朗(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)也说:“我们颓废、胆怯的生活,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,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,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,令人难堪。”柏克(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)说:“忧郁、丧志、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,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、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。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。”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,依然持续奋斗,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:“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,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、屁股肉被削下来、挑战保加利亚军队、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、被刀砍、在大船中当划桨工——就我们的经验来说,每件事都很痛苦——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?”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,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。不过相反的看法(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,工作会使其降低)依然很流行。华尔波尔(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)开给朋友一个药方:“处方——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。”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,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。
到了十八世纪末,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,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。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,崇高而又令人悲痛。忧郁又一次被放纵,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。格雷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)捕捉到时代的气氛,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,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。他的“乡村墓地挽歌”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,人们可借此学到“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”。在伊顿学校(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——译者注)的操场上,他看到:
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,
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。
慰藉他人之苦,
以忘却自身之苦。
不要再有愁苦了;
无知才是真幸福,
聪明人其实愚蠢。
柯勒律治(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)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“苦闷的喜悦”麻痹,“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。”康德认为“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,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”。而“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,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。”在此气氛之下,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。
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,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,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。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,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。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,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,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。与此同时,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。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,社会制度依然僵硬,道德标准很高,孤立感尤其强烈。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“处方”,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。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,也叫人发疯,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。
科学时代的来临
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,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,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。马瑟(当时的清教徒领袖)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。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,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“如同被撒旦附身”的忧郁而改变态度。接下来的几年,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,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,将神圣、生物、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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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种精神障碍中,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,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。肮脏、卑下、折磨和悲惨,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。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,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,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,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,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,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。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,而且“要治疗失常者,‘手法’和医术一样重要。”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,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。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,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。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,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,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。
较轻微的忧郁症者,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。鲍斯韦尔(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)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,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。在他之后,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。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。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:“在这封信里,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。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、最苦恼的地步。我沮丧透了。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,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。你相信吗?我疯狂地满街走,号啕大哭,泪流满面,从我内心发出呻吟。哦!老天爷!我怎么受得了!哦!我的朋友,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。我该怎么办?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。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,都那么枯燥乏味。”当年的不久,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:“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。我觉得自己老了,悲惨又凄凉。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,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: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、愁苦。”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,虽然写得很简略,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,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。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:“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,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。你回到家祈祷……”几天后:“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,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。你感到疑惑、不确定,瘫软下来,说想要上床,勉强读着希腊文学……”
科学时代的来临
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)的生活,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,事实上,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。约翰逊说伯顿写的《忧郁的剖析》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——“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。”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,害怕浪费时间,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,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,“我总是希望能抗拒‘黑狗’,”约翰逊写道:“在驱赶它的时候,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。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,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,从早到晚,它都在吠叫着。”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(十七世纪英国诗人)的诗句对约翰逊说:“忧郁,和‘大智慧’一样,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。但依我来看,二者大大不同。”
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,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。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:“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,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。”接下来的一年,他发生严重的崩溃,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。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,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:“我,遭天谴,封于血肉之坟/葬于土地之上。”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,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。事实上,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,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。1780年,他在写给约翰·纽曼的信上说:“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,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。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,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。”杨格(十八世纪英国诗人),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“藏于内心的陌生人”,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:“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!不过/更为悲惨的是,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!”斯摩莱特(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)写道:“过去十四年来,我内心中有座医院,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。”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。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:“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,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。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。”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:“告诉我,烦人的生活,为什么我依然怕死。”
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,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。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,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,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。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,并发现“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,就我所知,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。”布朗(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)也说:“我们颓废、胆怯的生活,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,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,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,令人难堪。”柏克(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)说:“忧郁、丧志、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,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、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。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。”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,依然持续奋斗,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:“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,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、屁股肉被削下来、挑战保加利亚军队、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、被刀砍、在大船中当划桨工——就我们的经验来说,每件事都很痛苦——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?”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,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。不过相反的看法(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,工作会使其降低)依然很流行。华尔波尔(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)开给朋友一个药方:“处方——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。”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,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。
到了十八世纪末,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,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。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,崇高而又令人悲痛。忧郁又一次被放纵,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。格雷(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)捕捉到时代的气氛,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,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。他的“乡村墓地挽歌”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,人们可借此学到“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”。在伊顿学校(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——译者注)的操场上,他看到:
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,
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。
慰藉他人之苦,
以忘却自身之苦。
不要再有愁苦了;
无知才是真幸福,
聪明人其实愚蠢。
柯勒律治(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)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“苦闷的喜悦”麻痹,“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。”康德认为“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,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”。而“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,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。”在此气氛之下,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。
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,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,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。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,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。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,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,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。与此同时,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。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,社会制度依然僵硬,道德标准很高,孤立感尤其强烈。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“处方”,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。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,也叫人发疯,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。
科学时代的来临
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,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,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。马瑟(当时的清教徒领袖)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。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,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“如同被撒旦附身”的忧郁而改变态度。接下来的几年,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,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,将神圣、生物、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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