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
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,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。
“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,我都立刻藏起来,”她说:“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。”她会带着病人打坐,木屋里设了佛坛,佛像前摆了鲜花。她开导妇女,要她们敞开心扉。首先,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,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,然后追踪调查,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,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。“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,”她解释:“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。”
有了初步进展后,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。“我采取三个步骤,”她说:“首先,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。我们每天都有功课,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。这时候,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、刺绣或编织上,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,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。忧郁症是看不见的,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,虽然我们取不出来,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。
“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,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,我就教她们工作。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,我都会想办法教。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,或照顾小孩,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,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。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,并引以为傲。”
“到最后,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,我就教她们爱。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,用来做蒸汽浴室——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,只是条件更好一点。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,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、脚指甲,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,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,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。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,让她们放下自己,学会关心他人。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,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,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,直至崩溃。她们一起洗浴,互相修指甲后,就会开始聊天,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,到最后,懂得交朋友,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。原先,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——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。”
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,彩色的小瓷瓶、蒸汽浴室、修指甲刮刀、磨砂板和毛巾。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,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,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,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。我告诉她,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、学会工作、学会爱和被爱,是很不容易的,但她说,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,一点都不复杂。她告诉我,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,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
“还有最后一步,”停了很久之后,她说:“到最后,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——遗忘、工作、爱——不是各自独立的,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,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,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,那才是重点。这个道理最难理解”,她笑起来,“但她们慢慢都懂了,当她们懂了,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。”
如今,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,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,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。要治疗忧郁症,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、医药作用的方式,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,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,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。这个领域也有很多“民间方法”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。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:忧郁症在小孩、老人和男女身上,有着不同的变体。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,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。
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。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,这是严重的误解,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。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,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“无病呻吟”。这是错的,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,我们会发现,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。穷人的忧郁症问题,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。疾病治疗的效果,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
我在柬埔寨的故事
我并不赞同宿命论,即使伴有忧郁,仍可以好好生活。的确,在忧郁中成长的人,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,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。我们不能,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,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,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,还邻接着爱。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,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。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,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,它是我的一部分,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,在开战前,一定要先明白这点。我相信,若想彻底除去忧郁,唯一的方法是,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。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。
“欣然接受痛苦,”奥维德曾写道:“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。”将来我们有可能(虽然现在做不到)通过化学方法锁定、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“电路”系统。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。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,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,若拿掉某一部分,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,人为改变它的成分,也是令人难过的事。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,我宁愿付出代价。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,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。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,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,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。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;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。
第二章崩溃
我患病的前后
深陷忧郁症时,你会深刻地认识到,那些安慰你、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,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。
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: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,相反,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。
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,都容易造成忧郁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、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。
1991年,我母亲过世,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那段时间,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——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;和家人和睦相处;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;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:同时开始为《纽约客》写稿。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,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,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,无论如何,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。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,感到忧郁不足为怪;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,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,却仍感到忧郁,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。当然,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: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;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;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;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。事实是,你不是托尔斯泰,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,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……不过现在,回首这一切,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,而且无药可救。
以物质生活而论,我过得并不算艰苦。生活中有顺境,也有逆境,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,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。如果日子过得苦些,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。事实上,我的童年愉快,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,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。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,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,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,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。我们家境小康,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。读小学和中学时,我并不很出风头,不过高中毕业时,也结交了一些朋友,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。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。
小时候,我很害羞,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——但谁不是这样呢?中学时,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,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,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。高中时,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(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)会倒塌,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,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,日复一日。我知道这很奇怪,但大概一个月之后,这种感觉消失了,人也就轻松了。
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,那时认识的许多人,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尽情学习,尽情玩乐,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。有时候,我独自一人,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,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,而是一种恐惧,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。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,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,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。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,毕业之后,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,成为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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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,我都立刻藏起来,”她说:“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。”她会带着病人打坐,木屋里设了佛坛,佛像前摆了鲜花。她开导妇女,要她们敞开心扉。首先,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,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,然后追踪调查,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,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。“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,”她解释:“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。”
有了初步进展后,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。“我采取三个步骤,”她说:“首先,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。我们每天都有功课,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。这时候,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、刺绣或编织上,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,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。忧郁症是看不见的,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,虽然我们取不出来,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。
“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,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,我就教她们工作。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,我都会想办法教。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,或照顾小孩,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,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。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,并引以为傲。”
“到最后,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,我就教她们爱。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,用来做蒸汽浴室——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,只是条件更好一点。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,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、脚指甲,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,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,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。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,让她们放下自己,学会关心他人。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,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,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,直至崩溃。她们一起洗浴,互相修指甲后,就会开始聊天,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,到最后,懂得交朋友,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。原先,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——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。”
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,彩色的小瓷瓶、蒸汽浴室、修指甲刮刀、磨砂板和毛巾。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,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,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,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。我告诉她,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、学会工作、学会爱和被爱,是很不容易的,但她说,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,一点都不复杂。她告诉我,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,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
“还有最后一步,”停了很久之后,她说:“到最后,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——遗忘、工作、爱——不是各自独立的,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,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,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,那才是重点。这个道理最难理解”,她笑起来,“但她们慢慢都懂了,当她们懂了,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。”
如今,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,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,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。要治疗忧郁症,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、医药作用的方式,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,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,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。这个领域也有很多“民间方法”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。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:忧郁症在小孩、老人和男女身上,有着不同的变体。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,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。
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。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,这是严重的误解,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。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,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“无病呻吟”。这是错的,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,我们会发现,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。穷人的忧郁症问题,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。疾病治疗的效果,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
我在柬埔寨的故事
我并不赞同宿命论,即使伴有忧郁,仍可以好好生活。的确,在忧郁中成长的人,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,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。我们不能,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,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,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,还邻接着爱。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,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。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,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,它是我的一部分,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,在开战前,一定要先明白这点。我相信,若想彻底除去忧郁,唯一的方法是,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。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。
“欣然接受痛苦,”奥维德曾写道:“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。”将来我们有可能(虽然现在做不到)通过化学方法锁定、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“电路”系统。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。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,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,若拿掉某一部分,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,人为改变它的成分,也是令人难过的事。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,我宁愿付出代价。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,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。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,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,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。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;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。
第二章崩溃
我患病的前后
深陷忧郁症时,你会深刻地认识到,那些安慰你、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,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。
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: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,相反,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。
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,都容易造成忧郁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、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。
1991年,我母亲过世,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那段时间,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——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;和家人和睦相处;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;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:同时开始为《纽约客》写稿。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,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,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,无论如何,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。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,感到忧郁不足为怪;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,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,却仍感到忧郁,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。当然,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: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;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;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;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。事实是,你不是托尔斯泰,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,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……不过现在,回首这一切,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,而且无药可救。
以物质生活而论,我过得并不算艰苦。生活中有顺境,也有逆境,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,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。如果日子过得苦些,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。事实上,我的童年愉快,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,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。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,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,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,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。我们家境小康,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。读小学和中学时,我并不很出风头,不过高中毕业时,也结交了一些朋友,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。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。
小时候,我很害羞,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——但谁不是这样呢?中学时,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,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,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。高中时,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(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)会倒塌,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,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,日复一日。我知道这很奇怪,但大概一个月之后,这种感觉消失了,人也就轻松了。
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,那时认识的许多人,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尽情学习,尽情玩乐,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。有时候,我独自一人,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,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,而是一种恐惧,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。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,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,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。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,毕业之后,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,成为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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