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1章
退伍军人委员会曾做过估计,入院的老兵之中,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诊断为精神障碍。由于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医生曾在荣民医院中接受某种程度的训练,结果把这个机构歧视偏颇的坏风气散播到民间医院与急诊室中。
凯普特议员谈到芝加哥附近一所荣民医院的故事。她走进急诊室时,警察送进来一个状况很糟的人,值班的社工人员说:“哦,是我们的老客人。”凯普特问她是什么意思,她说那个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碍问题进医院。“我带他到这里、给他洗个澡、给他药、放他走,没几个月他又回来了。”这种医疗系统到底是怎么了?“进急诊室十七次”,凯普特说,“如果给他适当的社区医疗,使他不用来这里十七次,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帮助其他人?错误治疗的代价比适当治疗的高多了。”
我们似乎重新走向强制治疗,回到了原点。现在的心理健康体制从对忧郁症病患一视同仁的恶劣态度走向分散、多样、有限制。“情况比旧体制好多了,以前只是把病患关在家里自生自灭。”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贝丝·荷露蕾斯说:“但是,无论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病源和疗法了解多少,公共体制总是会落后二十年之多。”现实状况是,有些人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,需要强制治疗;其他有决定能力的人,即使患病,也不会受到强制。最好能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系统,对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规模服务,再加上积极向外寻找可能未得到应有治疗的病患。设定适当程序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,所有需要强制治疗的人都要经过相同的审视,其中一定要有督导与制衡。理想的程序需要把两个条件列入考虑,一是病患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威胁,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。哪些人该进监狱、哪些该强制进入精神病院、哪些该强制精神治疗或自由决定精神治疗等的标准,一定要建立起来。在明确告知和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,应留一些空间给不希望接受治疗的人。还要建立有效、公正的机构来监察这些事。
议员背后的故事
琳恩·里沃丝是美国国会中唯一承认曾与精神障碍搏斗过的议员。她十八岁结婚时就已怀孕,最早的工作是担任食物调理和保鲜盒推销小姐,以此补贴家用。忧郁症是在生完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发作的。因病情持续加重,她开始求助于医生。她的丈夫是汽车制造工人,买了“蓝十字盾医疗保险”。“我以为保险够我得六次忧郁症,”她自嘲地说。接下来的十年里,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缴精神科的账单。二十一岁那年,她已不能工作,害怕接电话。“太可怕了,好漫长的时光,忧郁症发作会持续数月,我一直躺在床上,一天睡二十二个小时。来看我的人都认为忧郁症是陷入悲伤:不管我跟其他议员如何解释,他们都不懂,他们不懂那是怎样巨大的空虚和无望。”
为了付治疗费,里沃丝的丈夫接了两份全职工作,还时常做第三份兼职工作——除了汽车工厂,还在大学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萨。他曾送过一阵子报纸,在玩具店打工。“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,”里沃丝说:“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情。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,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但忧郁症还是太可怕了,如果这个家庭一直这样……”她停了一下:“我不知道有谁活得下去。他还得照顾我,我们有两个小孩。我可以做一点事情,但很少。我们居然战胜了现实,回归正常。”里沃丝依然对自己的两个小孩怀有罪恶感,“如果我是出了车祸,伤了脊椎骨,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会比忧郁症糟,而且还会觉得休养这么久是有道理的。但就算到了现在,每次小孩在学校出事或出了问题,我还是会觉得那是我的错,因为我不在现场,因为我没这样做、没那样做。罪恶感总是挥之不去,我总是会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恶。”
她最后终于在1990年发现了“最完美的药物组合”,现在她服用锂盐(剂量曾高达每天二千二百毫克,后来减少到九百毫克)、去甲丙咪嗪和盐酸丁螺环酮。她一好起来,就立刻开始了公共服务的工作。她充当了精神障碍研究的有声活动广告。“我证明心理研究是对的。如果你让我当选,我就能为你服务。真的有许多人吃过这种病的苦头:他们只希望有机会成为有用的人。”里沃丝在顾家的同时,还利用部分时间攻读大学学位、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毕业,除此之外她还继续攻读法律学位。快三十岁的时候,她的病情较稳定,当选了安亚伯市的地方教育委员。两年后,她因其他缘故而切除子宫,又因为贫血而离职半年。当她决定进军国会时,“对手发现我曾得过精神障碍,指称我消失的那半年时间是因为精神崩溃。”里沃丝参加一个电台热线节目,一个对手安排的听众质问她是否曾得过忧郁症。里沃丝坦诚地回答说她的确得过,而且花了十年才稳定下来。节目结束后,她到民主党地方党部开会。一进入会场,当地一个党内要人说:“琳恩,我听到你在电台的节目了,你在说什么?你疯了吗?”她冷静地回答:“没错,电台节目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她对这个问题的沉稳和冷静,使其获得了大众的信任,她赢得了选举。
许多国会议员曾对里沃丝提过自己的忧郁症病史,但不敢让选民知道。一位同僚说他想公开出来,但又缺乏勇气。我不认识他的选民,他可能真的不能说。得过忧郁症的人大多无法好好作判断,因为他们陷于罪恶感之中。这是种非常寂寞的病。不过,同样的情形,我有几位同性恋的朋友在“出柜”后,反而放下了心中的重担。“我已经自由了:我的忧郁症不再是把柄。”鲍布·威斯议员称忧郁症是“家家都有的秘密”。
“你要自己想办法,”琳恩说:“你要自己去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心。有人这样对我说。当他们提到‘社区心理卫生’时,我冷笑了一声。听好,如果你指望一个汽车工人到他公司的工会里说:‘我儿子精神分裂,我老婆有躁郁症,我女儿的精神病快好了’——那是不可能的。”“这个国家,”她认为:“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我们得到适当治疗的地步。此外,开处方的医生所知有限,而且他们只会努力省钱。健康保险机构给他们的处方药种类有限。”“即使这些药对你的体质无效,你也只能拿到这些药!”里沃丝说:“就算是病情稳定了,你还得改变在患病情况下有意义,但在健康的状况下没有意义的对抗手段。”她发现目前进行中的精神动力治疗经费遭到删减,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。“真是一团糟。”她说。
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·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,言谈流畅又有魅力。他讲话富有哲理,但也很机灵和务实,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。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,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,手上提着公事包,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。我看菜单时,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。我问:“哦,你住哪?”他说:“华盛顿广场。”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。“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,”我合上菜单回答说:“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。你当时住哪里?”他苦笑着说:“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。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,那段时间我是游民。”
乔·罗杰斯和琳恩·里沃丝一样,从心理保健网络的“消费者”一端转变为“供应者”一端。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,母亲酗酒,父亲随身带枪,很少在家,而且不时会闹自杀。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,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。“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,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,”罗杰斯回忆道:“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,我爸爸沉迷于赌博,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。虽然不至于挨饿,但因为父母的关系,我家很穷。”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。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,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。“我十二岁的时候,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,藏起来。”在此同时,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,入院治疗好几次,她也有过自杀倾向,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。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,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。
议员背后的故事
“回想起来,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,应该会好起来,”罗杰斯说:“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。”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,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,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,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。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,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。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,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,他突然迷失了方向。“我坐在车上,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。”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。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,并开始服用锂盐。1971年,罗杰斯变成了游民。女朋友离他而去,父母过世了,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。
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。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,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,“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,”他痛恨医院。“我的表现开始变好,因为很想离开那。”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。“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——里面的空气好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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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普特议员谈到芝加哥附近一所荣民医院的故事。她走进急诊室时,警察送进来一个状况很糟的人,值班的社工人员说:“哦,是我们的老客人。”凯普特问她是什么意思,她说那个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碍问题进医院。“我带他到这里、给他洗个澡、给他药、放他走,没几个月他又回来了。”这种医疗系统到底是怎么了?“进急诊室十七次”,凯普特说,“如果给他适当的社区医疗,使他不用来这里十七次,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帮助其他人?错误治疗的代价比适当治疗的高多了。”
我们似乎重新走向强制治疗,回到了原点。现在的心理健康体制从对忧郁症病患一视同仁的恶劣态度走向分散、多样、有限制。“情况比旧体制好多了,以前只是把病患关在家里自生自灭。”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贝丝·荷露蕾斯说:“但是,无论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病源和疗法了解多少,公共体制总是会落后二十年之多。”现实状况是,有些人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,需要强制治疗;其他有决定能力的人,即使患病,也不会受到强制。最好能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系统,对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规模服务,再加上积极向外寻找可能未得到应有治疗的病患。设定适当程序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,所有需要强制治疗的人都要经过相同的审视,其中一定要有督导与制衡。理想的程序需要把两个条件列入考虑,一是病患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威胁,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。哪些人该进监狱、哪些该强制进入精神病院、哪些该强制精神治疗或自由决定精神治疗等的标准,一定要建立起来。在明确告知和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,应留一些空间给不希望接受治疗的人。还要建立有效、公正的机构来监察这些事。
议员背后的故事
琳恩·里沃丝是美国国会中唯一承认曾与精神障碍搏斗过的议员。她十八岁结婚时就已怀孕,最早的工作是担任食物调理和保鲜盒推销小姐,以此补贴家用。忧郁症是在生完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发作的。因病情持续加重,她开始求助于医生。她的丈夫是汽车制造工人,买了“蓝十字盾医疗保险”。“我以为保险够我得六次忧郁症,”她自嘲地说。接下来的十年里,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缴精神科的账单。二十一岁那年,她已不能工作,害怕接电话。“太可怕了,好漫长的时光,忧郁症发作会持续数月,我一直躺在床上,一天睡二十二个小时。来看我的人都认为忧郁症是陷入悲伤:不管我跟其他议员如何解释,他们都不懂,他们不懂那是怎样巨大的空虚和无望。”
为了付治疗费,里沃丝的丈夫接了两份全职工作,还时常做第三份兼职工作——除了汽车工厂,还在大学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萨。他曾送过一阵子报纸,在玩具店打工。“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,”里沃丝说:“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情。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,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但忧郁症还是太可怕了,如果这个家庭一直这样……”她停了一下:“我不知道有谁活得下去。他还得照顾我,我们有两个小孩。我可以做一点事情,但很少。我们居然战胜了现实,回归正常。”里沃丝依然对自己的两个小孩怀有罪恶感,“如果我是出了车祸,伤了脊椎骨,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会比忧郁症糟,而且还会觉得休养这么久是有道理的。但就算到了现在,每次小孩在学校出事或出了问题,我还是会觉得那是我的错,因为我不在现场,因为我没这样做、没那样做。罪恶感总是挥之不去,我总是会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恶。”
她最后终于在1990年发现了“最完美的药物组合”,现在她服用锂盐(剂量曾高达每天二千二百毫克,后来减少到九百毫克)、去甲丙咪嗪和盐酸丁螺环酮。她一好起来,就立刻开始了公共服务的工作。她充当了精神障碍研究的有声活动广告。“我证明心理研究是对的。如果你让我当选,我就能为你服务。真的有许多人吃过这种病的苦头:他们只希望有机会成为有用的人。”里沃丝在顾家的同时,还利用部分时间攻读大学学位、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毕业,除此之外她还继续攻读法律学位。快三十岁的时候,她的病情较稳定,当选了安亚伯市的地方教育委员。两年后,她因其他缘故而切除子宫,又因为贫血而离职半年。当她决定进军国会时,“对手发现我曾得过精神障碍,指称我消失的那半年时间是因为精神崩溃。”里沃丝参加一个电台热线节目,一个对手安排的听众质问她是否曾得过忧郁症。里沃丝坦诚地回答说她的确得过,而且花了十年才稳定下来。节目结束后,她到民主党地方党部开会。一进入会场,当地一个党内要人说:“琳恩,我听到你在电台的节目了,你在说什么?你疯了吗?”她冷静地回答:“没错,电台节目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她对这个问题的沉稳和冷静,使其获得了大众的信任,她赢得了选举。
许多国会议员曾对里沃丝提过自己的忧郁症病史,但不敢让选民知道。一位同僚说他想公开出来,但又缺乏勇气。我不认识他的选民,他可能真的不能说。得过忧郁症的人大多无法好好作判断,因为他们陷于罪恶感之中。这是种非常寂寞的病。不过,同样的情形,我有几位同性恋的朋友在“出柜”后,反而放下了心中的重担。“我已经自由了:我的忧郁症不再是把柄。”鲍布·威斯议员称忧郁症是“家家都有的秘密”。
“你要自己想办法,”琳恩说:“你要自己去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心。有人这样对我说。当他们提到‘社区心理卫生’时,我冷笑了一声。听好,如果你指望一个汽车工人到他公司的工会里说:‘我儿子精神分裂,我老婆有躁郁症,我女儿的精神病快好了’——那是不可能的。”“这个国家,”她认为:“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我们得到适当治疗的地步。此外,开处方的医生所知有限,而且他们只会努力省钱。健康保险机构给他们的处方药种类有限。”“即使这些药对你的体质无效,你也只能拿到这些药!”里沃丝说:“就算是病情稳定了,你还得改变在患病情况下有意义,但在健康的状况下没有意义的对抗手段。”她发现目前进行中的精神动力治疗经费遭到删减,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。“真是一团糟。”她说。
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·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,言谈流畅又有魅力。他讲话富有哲理,但也很机灵和务实,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。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,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,手上提着公事包,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。我看菜单时,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。我问:“哦,你住哪?”他说:“华盛顿广场。”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。“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,”我合上菜单回答说:“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。你当时住哪里?”他苦笑着说:“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。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,那段时间我是游民。”
乔·罗杰斯和琳恩·里沃丝一样,从心理保健网络的“消费者”一端转变为“供应者”一端。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,母亲酗酒,父亲随身带枪,很少在家,而且不时会闹自杀。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,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。“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,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,”罗杰斯回忆道:“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,我爸爸沉迷于赌博,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。虽然不至于挨饿,但因为父母的关系,我家很穷。”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。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,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。“我十二岁的时候,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,藏起来。”在此同时,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,入院治疗好几次,她也有过自杀倾向,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。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,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。
议员背后的故事
“回想起来,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,应该会好起来,”罗杰斯说:“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。”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,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,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,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。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,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。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,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,他突然迷失了方向。“我坐在车上,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。”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。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,并开始服用锂盐。1971年,罗杰斯变成了游民。女朋友离他而去,父母过世了,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。
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。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,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,“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,”他痛恨医院。“我的表现开始变好,因为很想离开那。”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。“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——里面的空气好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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