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
“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,自我愈是溃散。我尝试了迁移疗法,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。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。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。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,不算差——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,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。我很邋遢,但不肮脏,人们愿意关心我。”
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,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。“我觉得要是回去了,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。我已彻底绝望,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。”到了1973年,“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,人们都在庆祝,我问怎么回事,他们说越战结束了。我说:‘哦,那太棒了。’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,发生了什么事,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。”然后天气愈来愈冷,罗杰斯没有外套。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,要是接近别人,就会吓到他们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,可能令人很恶心。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,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,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。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,我就会逃之夭夭,让他们找不到。但他们没这么做,他们一直看着我,等到我有了准备,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罗杰斯的个人体验,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。“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,”罗杰斯说:“向外扩展是有用的。你要有诚意,要吸引他注意,一直诱导他,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。”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,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,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。“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”,他现在这么说,“在我最疯狂、最忧郁的岁月,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,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。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,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婚姻“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”。罗杰斯决定读大学。“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。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,我得照顾她,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。”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——“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”——当时他二十六岁。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,“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,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,给他们更好的环境。我努力了好几年,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。”
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,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。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,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,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,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。如果你精神不稳定,甚至濒临崩溃,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,事实上,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。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,现任的市长当选后,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,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。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,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,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,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,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。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。这些机构都不大,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,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、严密的照顾,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,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,并且介入治疗。“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。在事业刚开始时,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。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,还是依我的方式做,如果有必要,我会撞开他家大门。”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,目的是以“正常”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。在此环境下,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。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,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——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——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。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,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,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,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。
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“即时服务中心”——街头服务所,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。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,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、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。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,只要来过这类地方,就会一再地上门。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。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,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。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,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。“我输入自己的名字,”罗杰斯说:“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……”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,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,并持续定期调查他。除非你康复,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。
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。在最实际的层次上,它的财政并不稳定: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,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,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。就算是在比较开放、富裕的地区里,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,也需要有宽容心。鲍伯·威斯议员说:“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,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,情形就不同了。”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,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,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。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。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,这对他们,以及对不期而遇、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。
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。他已经采用了“萝卜与大棒”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,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,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。罗杰斯模仿了西泽·查维斯的“农工联合工会”的运动模式,事实上,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,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,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。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,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。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(大部分是为了生计)。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,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,这促使医院关闭。罗杰斯说:“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。”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、积重难返的地方,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。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。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。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,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?在权力交接的时候,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?
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,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。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,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,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,都有条件与范围。追究到最后,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。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,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,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。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,除非我们相信,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,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,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,并结合个人的意见,来处理这些问题。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,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。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。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,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。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,事实可能就是如此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·萨斯,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,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,违反自然法则。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,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。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,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,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。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?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。我们对精神科医师“负责任的态度”的定义,也是一种政治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,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,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,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维护一个人的生命,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,哪个比较重要?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。最近,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,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,她回应最新发表的《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》,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,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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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,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。“我觉得要是回去了,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。我已彻底绝望,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。”到了1973年,“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,人们都在庆祝,我问怎么回事,他们说越战结束了。我说:‘哦,那太棒了。’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,发生了什么事,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。”然后天气愈来愈冷,罗杰斯没有外套。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,要是接近别人,就会吓到他们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,可能令人很恶心。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,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,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。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,我就会逃之夭夭,让他们找不到。但他们没这么做,他们一直看着我,等到我有了准备,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罗杰斯的个人体验,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。“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,”罗杰斯说:“向外扩展是有用的。你要有诚意,要吸引他注意,一直诱导他,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。”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,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,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。“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”,他现在这么说,“在我最疯狂、最忧郁的岁月,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,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。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,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婚姻“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”。罗杰斯决定读大学。“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。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,我得照顾她,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。”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——“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”——当时他二十六岁。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,“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,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,给他们更好的环境。我努力了好几年,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。”
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,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。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,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,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,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。如果你精神不稳定,甚至濒临崩溃,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,事实上,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。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,现任的市长当选后,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,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。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,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,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,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,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。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。这些机构都不大,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,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、严密的照顾,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,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,并且介入治疗。“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。在事业刚开始时,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。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,还是依我的方式做,如果有必要,我会撞开他家大门。”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,目的是以“正常”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。在此环境下,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。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,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——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——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。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,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,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,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。
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“即时服务中心”——街头服务所,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。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,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、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。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,只要来过这类地方,就会一再地上门。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。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,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。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,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。“我输入自己的名字,”罗杰斯说:“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……”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,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,并持续定期调查他。除非你康复,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。
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。在最实际的层次上,它的财政并不稳定: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,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,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。就算是在比较开放、富裕的地区里,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,也需要有宽容心。鲍伯·威斯议员说:“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,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,情形就不同了。”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,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,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。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。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,这对他们,以及对不期而遇、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。
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。他已经采用了“萝卜与大棒”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,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,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。罗杰斯模仿了西泽·查维斯的“农工联合工会”的运动模式,事实上,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,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,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。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,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。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(大部分是为了生计)。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,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,这促使医院关闭。罗杰斯说:“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。”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、积重难返的地方,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。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。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。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,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?在权力交接的时候,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?
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,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。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,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,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,都有条件与范围。追究到最后,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。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,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,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。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,除非我们相信,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,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,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,并结合个人的意见,来处理这些问题。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,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。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。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,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。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,事实可能就是如此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·萨斯,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,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,违反自然法则。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,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。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,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,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。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?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。我们对精神科医师“负责任的态度”的定义,也是一种政治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,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,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,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维护一个人的生命,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,哪个比较重要?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。最近,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,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,她回应最新发表的《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》,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,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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