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章
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。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。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。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(可体松)的最低分泌量相关。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,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,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;左脑较活跃的婴儿,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,没有明显的忧虑。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。
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。“你注意看,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,是他们所指的东西,”大卫森说:“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。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。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,完全是对它感兴趣,朝着它移动。对大多数婴儿来说,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。这是我的直觉,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: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。”
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。说话是正面的行为。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,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(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,他们用手语、姿态或写字来表达)。忧郁的人不想说话,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。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,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。身陷困境令人痛苦,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。当我被问到,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: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,我告诉他们,就是说出来——不要歇斯底里地说,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。只要家人愿意听,就说出来。对朋友说,对治疗师说。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: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,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。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,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。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“一定要像荡妇一样,用话语敞开心胸。”——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,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(或者,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)的能力。
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,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,然后对症下药。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,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。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——生化论、精神分析论、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——都残缺不全,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,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,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。为什么某些感情、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,但与健康无关?“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,”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:“是拥抱进化论,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,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。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,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,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。”
我并不完全相信,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。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。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,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,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——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。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。从另一方面来看,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,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,他就活不成了。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,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。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,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,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。
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,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。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,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,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?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?要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。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,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,那或许可以移除。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,那就需要治疗。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,那就应该忽略。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,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,它让我们决定是否、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。
第十二章希望
安琪的故事
我们向前走去,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,坚决地去发掘美丽。美丽,将解救全世界。
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、意志力和想象力,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,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。
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,保持幽默感,就会有希望。
不看清恶,就不会懂得珍惜善;当你走过地狱,就能发现天堂。
安琪·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。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,家人很少拥抱她,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,十三岁时遭到强暴。“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,”她说。童年时期,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,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。七岁时,她父亲死于胰脏癌。直到三十八岁,“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。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,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,把我吓死了。”很小的时候,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,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。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,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,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。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,这表示说,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,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。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。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——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,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,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。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,医生最近对她说,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,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,伤口就没法愈合了。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,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。她试过上吊(用塑胶绳、鞋带、量血压的带子)——直到“我脸都发紫了”——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。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。她的头发稀疏,因为她扯掉了头发,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——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。那时候,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,一天五颗: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,一天五颗;二十毫克的Prilosec,一天一颗;二百毫克的Seroquel,一天两颗;五毫克的Ditropan,一天四颗;二十毫克的Lescol,一天一颗;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,一天六颗;二十毫克的百忧解,一天四颗;三百毫克的Neurontin,一天三颗;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,一天一颗;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,一天两颗。
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,第一次碰到安琪。她是那里的病人,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。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,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。“她非常贫苦,”一位护士告诉我:“但天性可爱。安琪是特别的人。”当然,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,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,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,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。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,她是个热心、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,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。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,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。
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。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。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,严重到要缝四百针。她对我说:“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。”要是拿不到罐头,她就把牙膏管拆开,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。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(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)后,她都还要割自己。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,“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——紧急处理中心,”她对我说:“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。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,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。目前我住在一号楼,一般住院病房。休息的时候,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。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,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。我的心一直跳跃,停不下来,把我吓坏了,你知道吗?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——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!昨天我们到商业区,那里好可怕,连小店都很可怕。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(情绪稳定剂)——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。我害怕自己会发疯。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,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,来回十多次。我实在受不了。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,我会很害怕,但要走回来时,我又害怕回到医院。”
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。“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,放着不用管,”她说:“让伤口烂掉就算了,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。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,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。当我筋疲力尽、无法呼吸的时候,才能让我发泄一下。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,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,因为那样比较痛,但痛得还不够久。当我割自己的时候,我真想死——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,谁还会在乎我?看吧,我不是好人。”在最严重的三年里,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——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。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,关在特别病房中,还曾被罩在网里——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。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,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,是懂很多的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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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。“你注意看,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,是他们所指的东西,”大卫森说:“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。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。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,完全是对它感兴趣,朝着它移动。对大多数婴儿来说,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。这是我的直觉,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: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。”
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。说话是正面的行为。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,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(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,他们用手语、姿态或写字来表达)。忧郁的人不想说话,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。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,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。身陷困境令人痛苦,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。当我被问到,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: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,我告诉他们,就是说出来——不要歇斯底里地说,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。只要家人愿意听,就说出来。对朋友说,对治疗师说。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: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,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。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,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。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“一定要像荡妇一样,用话语敞开心胸。”——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,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(或者,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)的能力。
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,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,然后对症下药。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,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。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——生化论、精神分析论、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——都残缺不全,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,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,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。为什么某些感情、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,但与健康无关?“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,”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:“是拥抱进化论,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,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。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,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,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。”
我并不完全相信,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。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。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,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,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——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。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。从另一方面来看,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,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,他就活不成了。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,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。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,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,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。
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,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。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,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,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?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?要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。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,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,那或许可以移除。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,那就需要治疗。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,那就应该忽略。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,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,它让我们决定是否、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。
第十二章希望
安琪的故事
我们向前走去,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,坚决地去发掘美丽。美丽,将解救全世界。
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、意志力和想象力,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,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。
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,保持幽默感,就会有希望。
不看清恶,就不会懂得珍惜善;当你走过地狱,就能发现天堂。
安琪·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。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,家人很少拥抱她,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,十三岁时遭到强暴。“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,”她说。童年时期,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,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。七岁时,她父亲死于胰脏癌。直到三十八岁,“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。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,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,把我吓死了。”很小的时候,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,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。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,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,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。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,这表示说,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,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。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。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——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,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,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。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,医生最近对她说,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,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,伤口就没法愈合了。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,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。她试过上吊(用塑胶绳、鞋带、量血压的带子)——直到“我脸都发紫了”——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。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。她的头发稀疏,因为她扯掉了头发,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——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。那时候,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,一天五颗: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,一天五颗;二十毫克的Prilosec,一天一颗;二百毫克的Seroquel,一天两颗;五毫克的Ditropan,一天四颗;二十毫克的Lescol,一天一颗;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,一天六颗;二十毫克的百忧解,一天四颗;三百毫克的Neurontin,一天三颗;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,一天一颗;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,一天两颗。
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,第一次碰到安琪。她是那里的病人,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。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,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。“她非常贫苦,”一位护士告诉我:“但天性可爱。安琪是特别的人。”当然,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,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,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,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。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,她是个热心、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,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。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,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。
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。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。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,严重到要缝四百针。她对我说:“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。”要是拿不到罐头,她就把牙膏管拆开,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。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(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)后,她都还要割自己。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,“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——紧急处理中心,”她对我说:“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。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,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。目前我住在一号楼,一般住院病房。休息的时候,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。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,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。我的心一直跳跃,停不下来,把我吓坏了,你知道吗?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——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!昨天我们到商业区,那里好可怕,连小店都很可怕。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(情绪稳定剂)——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。我害怕自己会发疯。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,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,来回十多次。我实在受不了。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,我会很害怕,但要走回来时,我又害怕回到医院。”
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。“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,放着不用管,”她说:“让伤口烂掉就算了,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。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,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。当我筋疲力尽、无法呼吸的时候,才能让我发泄一下。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,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,因为那样比较痛,但痛得还不够久。当我割自己的时候,我真想死——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,谁还会在乎我?看吧,我不是好人。”在最严重的三年里,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——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。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,关在特别病房中,还曾被罩在网里——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。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,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,是懂很多的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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