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
和一个摇滚乐团一同表演,还去看歌剧。我想感受各种事物的欲望愈来愈强烈,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,尽可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体验各种事物。我坠入情网,打算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。
1989年8月,那年我二十五岁,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,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。如果她没有生病,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?我一直这样想。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,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,但不至于崩溃;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,发展成为中年危机;也许,我还是一样会崩溃。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,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。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,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,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,也不会被注意到。当然,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,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,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,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,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。
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,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,这已经很清楚了;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,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,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:事情糟透了。1991年,母亲去世,当时她五十八岁,我伤心欲绝。尽管我流泪,感到巨大的悲伤,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,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,我的状况还算可以。我很伤心,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。
那年夏天,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。在进行之前,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,不论发生什么事,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,直到完成为止,除非她得了重病。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。我同意了。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,偶尔让我想起母亲。与她每天的会面,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。1992年初,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,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,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。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,但关系仍然不稳定。1992年秋她怀孕了,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,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。第二年,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,我们协议分手,双方都很痛苦。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。
1994年3月,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,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,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。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,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,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,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,整整哭了一个小时。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,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。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,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。在她正式退休之前,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。
那时,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,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。我不在乎爱,不在乎工作,不在乎家庭,也不在乎朋友。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,直至停顿。“我什么也不知道,”画家杰哈德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:“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一无所知,毫无办法,什么也不会。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。”我也一样,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,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。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,还因为这样,时常惹出一堆麻烦,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。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,街上的人们,哪怕是我认识、我爱的人,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;即使在声色场所里,我也常常神游天外,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。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。我每次参加派对,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,但结果都失败;我看到朋友,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,也毫无所获;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,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;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,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,但也没有效果。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,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,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。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:我得了忧郁症。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,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,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。我还变得害怕开车。每当晚上开车时,我就看不见路,眼睛变得特别干涩,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,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,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。在高速公路上,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,不知道怎么开车,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,吓得一身冷汗。周末的时候,为了避免开车,我只能呆在城里。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。原来,我和女友分手时,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,而我也明白,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。
我患病的前后
我一直想找出症结,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:从失恋、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、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、从青春期,甚至从出生开始。就这样,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、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,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(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)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,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,某种程度上,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。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。
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,虽然佳评如潮,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。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。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,却全无喜悦可言。之后,我回到纽约家中,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,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。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,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。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,她说我是轻度忧郁。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,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,以便能够驯服它。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,应酬过多,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。
就在那时,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,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。我打电话给医生,他答应通知医院,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。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,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。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,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,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,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。我几次向护士求助,但没有人理我。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,越来越难以忍受,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,疼痛终于缓和。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: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,插了四次导尿管,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,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(Perthidine,Demerol),还加上了止痛药。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,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。动手术当然行得通,但是很痛,而且也许有危险。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,他正在缅因州度假,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,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,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,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。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,“肾结石,那会排出来的,你不会有事的,等我回家再去看你。”他说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。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,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。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,“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,”我对一位朋友说:“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。”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。
出院时,我非常害怕。疼痛和止痛药,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,而且随时可能复发。我害怕一个人独处,回到公寓后,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。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,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。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,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,不上街,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。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,但情绪却更加恶化,甚至有点疯狂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,那是不理智、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。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,他向我道歉,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,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。他还说,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。我变得歇斯底里,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。我拒绝跟他说话,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。有时,我打电话给他,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,开头通常都是:“我恨你,真希望你死掉。”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。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,又回到医院,其实并不严重,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那时候真是疯了。
一个夏天的周末,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。我本来打算不去,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,才决定还是去参加。星期五晚上,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,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。我们开心地交谈着,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,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,一时间容光焕发,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,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。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。
参加完婚礼,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,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。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,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,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,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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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8月,那年我二十五岁,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,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。如果她没有生病,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?我一直这样想。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,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,但不至于崩溃;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,发展成为中年危机;也许,我还是一样会崩溃。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,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。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,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,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,也不会被注意到。当然,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,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,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,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,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。
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,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,这已经很清楚了;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,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,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:事情糟透了。1991年,母亲去世,当时她五十八岁,我伤心欲绝。尽管我流泪,感到巨大的悲伤,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,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,我的状况还算可以。我很伤心,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。
那年夏天,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。在进行之前,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,不论发生什么事,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,直到完成为止,除非她得了重病。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。我同意了。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,偶尔让我想起母亲。与她每天的会面,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。1992年初,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,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,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。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,但关系仍然不稳定。1992年秋她怀孕了,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,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。第二年,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,我们协议分手,双方都很痛苦。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。
1994年3月,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,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,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。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,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,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,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,整整哭了一个小时。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,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。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,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。在她正式退休之前,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。
那时,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,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。我不在乎爱,不在乎工作,不在乎家庭,也不在乎朋友。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,直至停顿。“我什么也不知道,”画家杰哈德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:“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一无所知,毫无办法,什么也不会。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。”我也一样,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,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。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,还因为这样,时常惹出一堆麻烦,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。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,街上的人们,哪怕是我认识、我爱的人,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;即使在声色场所里,我也常常神游天外,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。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。我每次参加派对,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,但结果都失败;我看到朋友,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,也毫无所获;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,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;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,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,但也没有效果。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,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,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。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:我得了忧郁症。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,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,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。我还变得害怕开车。每当晚上开车时,我就看不见路,眼睛变得特别干涩,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,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,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。在高速公路上,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,不知道怎么开车,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,吓得一身冷汗。周末的时候,为了避免开车,我只能呆在城里。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。原来,我和女友分手时,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,而我也明白,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。
我患病的前后
我一直想找出症结,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:从失恋、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、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、从青春期,甚至从出生开始。就这样,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、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,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(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)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,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,某种程度上,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。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。
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,虽然佳评如潮,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。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。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,却全无喜悦可言。之后,我回到纽约家中,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,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。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,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。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,她说我是轻度忧郁。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,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,以便能够驯服它。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,应酬过多,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。
就在那时,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,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。我打电话给医生,他答应通知医院,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。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,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。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,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,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,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。我几次向护士求助,但没有人理我。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,越来越难以忍受,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,疼痛终于缓和。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: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,插了四次导尿管,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,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(Perthidine,Demerol),还加上了止痛药。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,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。动手术当然行得通,但是很痛,而且也许有危险。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,他正在缅因州度假,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,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,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,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。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,“肾结石,那会排出来的,你不会有事的,等我回家再去看你。”他说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。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,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。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,“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,”我对一位朋友说:“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。”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。
出院时,我非常害怕。疼痛和止痛药,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,而且随时可能复发。我害怕一个人独处,回到公寓后,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。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,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。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,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,不上街,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。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,但情绪却更加恶化,甚至有点疯狂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,那是不理智、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。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,他向我道歉,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,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。他还说,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。我变得歇斯底里,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。我拒绝跟他说话,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。有时,我打电话给他,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,开头通常都是:“我恨你,真希望你死掉。”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。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,又回到医院,其实并不严重,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那时候真是疯了。
一个夏天的周末,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。我本来打算不去,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,才决定还是去参加。星期五晚上,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,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。我们开心地交谈着,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,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,一时间容光焕发,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,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。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。
参加完婚礼,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,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。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,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,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,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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