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章
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,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,完全丧失了性欲。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,因为很少感觉饥饿。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,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,对分析师感到厌烦。我说我还没有发疯,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,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,她告诉我,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,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。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,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。
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——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,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,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。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(负责管理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)和大脑皮层的功能(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)。躁郁症(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)遗传的概率(约占百分之八十),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(约百分之十到五十),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,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,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“综合症”,在这种情况下,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: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。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。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,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,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——若是前者,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;后者,使你想要自杀。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。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,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。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: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,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,就会导致崩溃,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。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,从未遇过绝望的事,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,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,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。一旦跨过了临界点,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。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,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,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、无意义的影像。在忧郁中,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。“然而有那么一刹那,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,”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·韦斯有一次对我说:“我的呼吸发出恶臭;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;镜子里,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。我知道,忧郁又来了。”
我患病的前后
三岁时,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。从那之后,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。到了三十岁,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,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,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,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。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,我本该欣喜若狂,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,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,在派对上,几乎累得站不起来。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,而其中,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,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,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。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,只有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:灰色的食物、灰褐色的人影、屋子里暗淡的光线。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,只想赶快逃离。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。不管怎么样,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,一股冲动支撑着我。我撑过去了,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。我熬过了那个晚上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,我开始觉得害怕。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,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。接下来的两个星期,事情愈来愈糟。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,我崩溃了,整个人都垮了,不再和任何人出门。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,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,最后我们达成协议,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。生日前一天,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。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,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,把自己都弄脏了。在我飞跑赶回家时,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。一进家门,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,脱了衣服,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晚我睡得极差,第二天早上起不来。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,但又不行。我静静躺着,想着该说什么,该要怎么做。我张开嘴,但发不出声音。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。我开始哭泣,却没有眼泪,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。我躺着,想要翻身,但也忘了该怎么做。我试着去回想,却又哭了起来。下午大约三点钟时,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,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。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,我接了电话。“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”,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。“怎么回事?”他不断地问,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,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,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。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。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,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,却无从做起,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,丝毫无法放松,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,但却吐不出来。忧郁时,你的视野愈来愈窄,而且开始逐渐封闭,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,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,但却很模糊,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,除非有特写镜头,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。空气沉重窒碍,像一团黏稠的面糊。进入忧郁的状态后,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,被黑暗逐渐笼罩,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;又好像变成了聋子,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,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,直到最后,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;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,你的手肘、膝盖愈来愈僵硬,愈来愈重,而且“木板”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,直到你萎缩,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。
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,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。我无法为他们开门,好在父亲有钥匙。那时,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,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。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。我吃了几口,却吐了自己一身。我不停地哭,我恨自己的住处,却没办法离开它。第二天,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。“我想,我应该开始吃药了”,我沉重地说,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。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,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,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。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?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?我不知道。
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: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,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《痛苦上瘾》和《自杀行为:心理经济研究》之类的书。他年约七十来岁,操着中欧口音,穿着毛绒绒的拖鞋,抽雪茄,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。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——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?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?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?你的睡眠状况如何?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?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,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:“非常典型。不用担心,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。”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,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。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。“明天再来。”他微笑着说:“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,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。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,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。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,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。别担心,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。”
服药的第一天,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。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,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。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,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,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,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。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。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,其实也不需要,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。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,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如果服用得太多,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。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:醒来,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。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,让自己再睡着,直到自己觉得好些。几小时后再次醒来,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,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,只祈求“它能够赶紧停止”,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“它”是什么,我几乎不能说话。文字,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,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,要使用它,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:“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……我变得沉默,我死亡。”茱莉亚·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:“对自己的母语来说,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。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,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。忧郁,就像爱情一样,都是陈词滥调。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,也实在很难描述;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,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。”艾蜜莉·狄金生所描写的,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:
我患病的前后
在脑中,我感到一场葬礼,哀悼者来来去去不停地走着……走着……直到穿透了知觉……
他们坐定后,葬礼仪式,像一只鼓……
不停地敲打……敲打……直到我心麻木……
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再次地,以那些相同的铅鞋倾轧过我的灵魂,然后空幻中……响起丧钟,天堂好似一个铃,存在,是—只耳朵,我与静默,是—种奇怪的族类翻覆于此,穿过孤寂……
然后理性地支离,崩裂,我掉落,掉落……
撞到一个世界,然后终于肢解……
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,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,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,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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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——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,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,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。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(负责管理睡眠、胃口和精神体力)和大脑皮层的功能(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)。躁郁症(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)遗传的概率(约占百分之八十),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(约百分之十到五十),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,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,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“综合症”,在这种情况下,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: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。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。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,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,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——若是前者,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;后者,使你想要自杀。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。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,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。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: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,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,就会导致崩溃,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。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,从未遇过绝望的事,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,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,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。一旦跨过了临界点,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。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,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,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、无意义的影像。在忧郁中,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。“然而有那么一刹那,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,”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·韦斯有一次对我说:“我的呼吸发出恶臭;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;镜子里,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。我知道,忧郁又来了。”
我患病的前后
三岁时,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。从那之后,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。到了三十岁,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,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,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,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。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,我本该欣喜若狂,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,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,在派对上,几乎累得站不起来。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,而其中,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,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,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。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,只有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:灰色的食物、灰褐色的人影、屋子里暗淡的光线。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,只想赶快逃离。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。不管怎么样,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,一股冲动支撑着我。我撑过去了,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。我熬过了那个晚上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,我开始觉得害怕。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,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。接下来的两个星期,事情愈来愈糟。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,我崩溃了,整个人都垮了,不再和任何人出门。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,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,最后我们达成协议,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。生日前一天,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。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,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,把自己都弄脏了。在我飞跑赶回家时,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。一进家门,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,脱了衣服,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晚我睡得极差,第二天早上起不来。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,但又不行。我静静躺着,想着该说什么,该要怎么做。我张开嘴,但发不出声音。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。我开始哭泣,却没有眼泪,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。我躺着,想要翻身,但也忘了该怎么做。我试着去回想,却又哭了起来。下午大约三点钟时,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,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。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,我接了电话。“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”,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。“怎么回事?”他不断地问,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,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,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。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。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,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,却无从做起,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,丝毫无法放松,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,但却吐不出来。忧郁时,你的视野愈来愈窄,而且开始逐渐封闭,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,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,但却很模糊,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,除非有特写镜头,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。空气沉重窒碍,像一团黏稠的面糊。进入忧郁的状态后,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,被黑暗逐渐笼罩,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;又好像变成了聋子,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,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,直到最后,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;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,你的手肘、膝盖愈来愈僵硬,愈来愈重,而且“木板”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,直到你萎缩,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。
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,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。我无法为他们开门,好在父亲有钥匙。那时,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,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。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。我吃了几口,却吐了自己一身。我不停地哭,我恨自己的住处,却没办法离开它。第二天,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。“我想,我应该开始吃药了”,我沉重地说,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。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,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,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。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?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?我不知道。
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: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,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《痛苦上瘾》和《自杀行为:心理经济研究》之类的书。他年约七十来岁,操着中欧口音,穿着毛绒绒的拖鞋,抽雪茄,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。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——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?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?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?你的睡眠状况如何?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?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,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:“非常典型。不用担心,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。”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,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。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。“明天再来。”他微笑着说:“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,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。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,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。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,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。别担心,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。”
服药的第一天,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。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,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。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,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,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,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。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。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,其实也不需要,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。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,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如果服用得太多,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。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:醒来,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。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,让自己再睡着,直到自己觉得好些。几小时后再次醒来,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,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,只祈求“它能够赶紧停止”,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“它”是什么,我几乎不能说话。文字,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,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,要使用它,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:“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……我变得沉默,我死亡。”茱莉亚·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:“对自己的母语来说,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。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,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。忧郁,就像爱情一样,都是陈词滥调。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,也实在很难描述;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,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。”艾蜜莉·狄金生所描写的,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:
我患病的前后
在脑中,我感到一场葬礼,哀悼者来来去去不停地走着……走着……直到穿透了知觉……
他们坐定后,葬礼仪式,像一只鼓……
不停地敲打……敲打……直到我心麻木……
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再次地,以那些相同的铅鞋倾轧过我的灵魂,然后空幻中……响起丧钟,天堂好似一个铃,存在,是—只耳朵,我与静默,是—种奇怪的族类翻覆于此,穿过孤寂……
然后理性地支离,崩裂,我掉落,掉落……
撞到一个世界,然后终于肢解……
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,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,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,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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